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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内涵和意义
2018-03-18 15:25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内涵和意义

1958年,邓小平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十世班禅。资料图片



  从处理宗教与民族关系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升到对二者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包括处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是总的说来,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自1957年以后,党和国家对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其后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重要方针,彻底取消了宗教工作。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被禁止,宗教人士被当做“牛鬼蛇神”予以打倒,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被视为宗教迷信,被强行禁止。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阻断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民族团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少数民族宗教工作进入了正常发展时期。在1979至1982年的宗教工作拨乱反正期间,按照邓小平关于要重视宗教问题的指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现为国家宗教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19号文件。1982年3月31日,19号文件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委、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党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性的宗教工作的文件。文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同时,这一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提出了要善于体察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对于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正确认识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是处理好相关宗教问题的基础

  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第九部分,要求“全党同志应当深刻认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藏传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汉族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同民族问题基本上没有联系。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正确地加以处理。一定要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如果不能清醒而坚定地掌握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

  上述关于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论述告诉我们:

  各个民族与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中国的五大宗教来说,伊斯兰教同维吾尔族、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同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联系十分密切,宗教对于这些民族的历史以及当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深远。由此可以说明,上述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宗教性,而他们信仰的相关宗教则由于几乎是整个民族的信仰主体,而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性,这是需要具体加以分析的基础层面。但是还可以分得更细、更具体,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的特点同中亚许多民族的伊斯兰教特点比较接近,而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则更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其伊斯兰教活动则呈现出相对分散和流动性强的特点。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藏族和蒙古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原因,这两个民族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其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程度以及藏传佛教的组织活动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至于汉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由于在中国都是被多个民族的部分群众所信仰,这些宗教没有表现出某一个民族绝大多数群众集中信仰的状况,因此,这些宗教的民族性特点就不明显。总之,只有对于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获得对于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的正确认识,也就有了正确处理好相关宗教问题的基础。

  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要坚持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不能绝对化。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特点,特别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矛盾乃至冲突,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相关民族的发展,影响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宗教问题主要是基于信仰上的差异而表现出的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人群、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信仰同一宗教但信仰不同教派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很显然,民族问题展现出的内容要比宗教问题所展现出的内容广泛得多,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宗教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于民族问题的。如果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简单加以等同,那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族教不分的现象,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基本上是属于世俗社会的民族问题宗教化,或者把主要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宗教问题民族化,混淆了二者的差别,都不利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另一方面,民族与宗教的密切联系又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在民族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渗透在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民族的宗教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中。了解到宗教与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就会意识到必须十分谨慎地正确对待相关民族的宗教,才能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促进民族和睦团结。

  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言论和行动。这一论断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时过近30年,现在看来,当年这个预见至今依然具有警醒的重要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之初,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拨乱反正,主要是纠正对于宗教的“左”的错误,但是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狂热现象。宗教狂热是宗教感情、宗教活动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它盲目而冲动,缺乏理性的约束,因此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当时在西藏就一定程度地出现了这种情况。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约见十世班禅大师谈西藏的发展问题,其中自然也涉及到宗教问题。邓小平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这就指出了对待宗教,既要纠正“左”的错误,也要注意制止宗教狂热现象。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及时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直至今天,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言论和行动远比上世纪80年代初要严重得多。这并不是党和国家以及相关的地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不力,而主要是这些年来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以及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使然。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过程中引发的第三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其主要表现就是激活了冷战时期早就存在的许多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新疆分裂势力的活动、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逐步加剧,其中利用宗教、煽动宗教狂热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就是分裂势力的重要手段。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变得异常尖锐和复杂,对我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看出,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的任务还是长期的复杂的。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强调的“我们党如果不能清醒而坚定地掌握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其意义对于今天来说依然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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